《柳葉刀》日前發表一份來自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報告，該報告指出，隨著各國食物體系的快速變化，肥胖和營養不足這兩個問題越來越多地聯系在一起，亟需采取一種新的方法，既要幫助減少營養不足問題，又要同時解決肥胖問題。這種現象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尤為突出。

　　報告顯示，三分之一以上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存在營養不良形式重疊的問題，特別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亞以及東亞和太平洋地區。

　　雙重營養不良是全球問題

　　營養不足和肥胖可能會產生代際影響，因為母親營養不足和肥胖都會導致后代健康狀況不佳。然而，由于食物體系變化速度的原因，越來越多的人在一生中的不同時期面臨這兩種形式的營養不良，這進一步加劇了對健康的有害影響。

　　世界衛生組織營養促進健康和發展司司長弗朗切斯科·布蘭卡博士說“:我們正面臨一個新的營養現實。我們不能再把國家定性為低收入和營養不足的國家，或者高收入和只關心肥胖問題的國家。所有形式的營養不良都有一個共同點——食物體系不能為所有人提供健康、安全、可負擔得起和可持續的飲食。要改變這種狀況，需要跨越食物體系采取行動，從生產和加工，到貿易和分銷、定價、營銷和標簽，再到消費和浪費。必須對所有相關政策和投資進行徹底重新審查。”

　　從全球來看，估計有近23億兒童和成人超重，超過1.5億兒童發育遲緩。不過，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這些新出現的問題在個人、家庭、社區和國家出現了部分重疊。新報告探討了這一重疊背后的趨勢(即所謂的營養不良的雙重負擔)以及可能導致這種情況的社會和食物體系的變化、其生物學解釋和影響，以及可能有助于應對各種形式營養不良問題的政策措施。

　　報告使用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10年代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的調查數據來估計哪些國家面臨營養不良的雙重負擔，即在人群中，有超過15%的人虛弱，超過30%的人發育不良，超過20%的婦女消瘦，超過20%的人超重。

　　低收入國家仍是重點關注對象

　　與20世紀90年代相比，21世紀10年代世界上收入最低的14個國家新出現了雙重營養不良負擔問題。不過，與20世紀90年代相比，收入最高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受到的影響較少。報告指出，這反映了超重在最貧窮國家的患病率日益提高，而那里的人仍然面臨發育遲緩、虛弱和消瘦問題。

　　“新出現的營養不良問題是人們因為沒有受到保護而受到不良飲食因素影響的一個明顯標志。”報告作者、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巴里·波普金教授說，“在最貧窮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人們在工作、家庭、交通和休閑方面正在經歷飲食和行動方式的快速轉變。新的營養現實是由于食物體系變化而產生的，這些變化導致與體重增加相關的超加工食品供應的增加，同時也對嬰兒和學齡前兒童的飲食產生不利的影響。這些變化包括新鮮食品市場的消失、超市增加、超市對食物鏈的控制以及很多國家出現全球性食品、餐飲和農業公司。”

　　幼兒時期營養不足，然后從童年開始體重增加，這種情況增加了患一系列非傳染性疾病的風險，使營養不良的雙重負擔成為新近出現的全球2型糖尿病、高血壓、中風和心血管疾病流行的關鍵因素。負面影響也可能跨代傳遞，例如，如果母親幼年時期營養不足，母親肥胖對兒童患肥胖癥的可能性的影響可能會增加。

　　盡管存在生理聯系，解決各種形式營養不良問題的行動歷來沒有考慮到這些或其他關鍵因素，包括幼兒時期的營養、飲食質量、社會經濟因素和食物環境。另外，還有一些證據表明，解決營養不足問題的規劃無意中增加了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肥胖和與飲食有關的非傳染性疾病的風險，因為這些國家的食物環境正在迅速變化。

　　“兩用行動”提供解決規劃

　　盡管維持這些應對營養不足問題的規劃至關重要，但它們需要重新設計，以免造成傷害。通過衛生服務、社會安全網、教育環境以及農業和食物體系為應對現有營養不足問題而提供的各種規劃，為解決肥胖以及與飲食相關的非傳染性疾病問題提供了機會。

　　報告確定了一套“兩用行動”，通過相同的干預措施、規劃或政策，同時預防或減少因缺少營養而導致體重不足、虛弱、發育遲緩或缺乏微量營養素以及肥胖或非傳染性疾病的風險。這包括從改善產前護理和母乳喂養到社會福利，再到以健康飲食為主要目標的新型農業和食物體系政策等一系列行動。

　　“在新的營養現實中，繼續當前的做法不合時宜。好消息是，有一些利用相同平臺解決不同形式營養不良問題的大好機會。”英國倫敦城市大學食品政策中心的科林納·霍克斯教授說，“現在該是抓住這些采取‘兩用行動’的機會以取得成果的時候了。”

　　為了產生終止各種形式營養不良所需的系統性變化，報告呼吁各國政府、聯合國、民間社會、學術界、媒體、捐助者、私營部門和各種經濟平臺應對營養不良的雙重負擔。“考慮到糧食的政治經濟學、食物體系的商品化以及全世界不平等現象的日益加劇，新的營養現實需要擴大那些在全球范圍內以相互促進和相互關聯的方式開展工作的行為者群體的范圍”，布蘭卡博士說。“如果不實行深刻的糧食體系改革，因‘不作為’而產生的經濟、社會和環境成本將在未來幾十年內阻礙個人和社會的成長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