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的發生和快速蔓延在短期內對我國經濟造成了較大沖擊，各類生活場景受限使得不少居民放棄或推遲了原本的消費計劃。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1—2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52130億元，同比下降20.5%。其中，餐飲收入4194億元，下降43.1%;商品零售47936億元，下降17.6%。

　　為了有效應對疫情給消費帶來的影響，快速重啟生產、消費、就業的正向循環，各地區各部門相繼出臺了多項舉措，其中，發放消費券這項通過增加民眾購買力來提振消費的措施，讓一些城市的服務類消費逐漸有了“煙火氣”。

　　百億消費券來襲

　　餐飲行業成主要受惠者

　　3月13日，江蘇南京決定面向市民和困難群體發放總額3.18億元消費券，包括餐飲、體育、圖書、信息等七大類，面值根據不同類型按每份100元或50元設定，采用多批次網上搖號方式公開發放，且不限戶籍;3月21日，山東青島城陽區發放總額1000萬元的電子消費券，包括餐飲、體育、圖書、零售等四大類，消費券將由19.8萬人次搶得;3月27日，浙江杭州決定面向全體在杭人員發放16.8億元消費券，消費券使用范圍幾乎覆蓋所有場景;3月29日，浙江嘉興向市民發放總值2億元電子消費券，其中1.5億元可通過微信支付抵扣，可用于美食、旅游、健身等指定商家;4月1日，河南鄭州宣布將向市民發放近4億元消費券，消費券分為紅利性消費券和社會消費券兩類，紅利性消費券由相關部門對低保、低收入、特困、優撫等四類救助對象發放，每人500元，社會消費券3.2億元，其中普惠型消費券和百貨消費券、餐飲消費券、汽車消費券由市商務局牽頭發放。

　　據不完全統計，截至目前，全國已有40個地區發布了消費券政策，累計額度近115億元。其中，向餐飲行業的投放最為集中，25個地區的消費券投放惠及餐飲行業。沈陽市和平區、南京秦淮區等地還選擇與以餐飲為主營業務的電商平臺合作，發放了價值數百萬元的專項餐飲行業消費券。同時，餐飲類也是實際使用效率較高的領域，在南京，市民對消費券的使用中，餐飲類占八成。

　　“疫情緩解后，市民們勢必需要更多的餐飲娛樂活動。”業內人士表示，餐飲、文旅、餐飲、住宿等行業之間關系緊密，各地紛紛選擇此時發放消費券，除了振奮因疫情被冰凍的城市服務產業外，還與即將到來的清明、五一假期密不可分。

　　此外，零售行業也是國家支持的重點。據國金證券測算，實體線下渠道較電商渠道受到更大沖擊。為此，消費券的刺激對于零售行業也至關重要。據統計，目前有21個地區提供了零售方面的消費券。

　　激發民眾購買欲

　　加快消費實現恢復性增長

　　消費券半月來迅速覆蓋我國多個省市，其實際效果也引起了各方關注。對于我國去年已超過41萬億元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體量，發放這些消費券能起到“四兩撥千斤”的作用嗎?

　　參考國外的經驗，光大證券數據顯示，1999年日本消費券對于總體經濟的額外消費拉動幅度約為32%。2009年，我國也曾因金融海嘯，發放了消費券刺激消費。中泰證券研究所首席分析師李迅雷介紹，2009年1月開始，杭州先后發放了兩期消費券，總額達到10.5億元。在發放消費券之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對杭州社零消費的沖擊要明顯大于全國平均水平。但在2009年1月發放消費券之后，杭州社零增速出現了非常迅速地回升。10億元的消費券讓杭州在2009年全年社零總額名義值增加約155億元，也就是實際杠桿系數達到了15倍。平均拉高杭州社零總額同比增速10個百分點。

　　而此次消費券的發放，對于零售和餐飲的刺激效果可用“立竿見影”來形容。

　　據支付寶提供的數據，3月27日8時，杭州第一批2000萬元消費券在支付寶開放領取。截至3月29日16時，已拉動消費4.53億元，杠桿銷量超過20倍，超市、便利店、餐館受益明顯。

　　杭州盒馬14家門店積極參與杭州消費券的活動，截至3月29日，門店銷量增幅47.3%，線下客流增幅50.5%，疫后消費增長明顯。

　　在南京，從今年3月15日零時起首批消費券預約搖號活動開啟，至22日24時報名截止，預約成功人數超過202萬人，累計申請消費券540余萬張，其中餐飲券最多，超過183萬張。南京城市可信數據管理平臺監測結果顯示，截至3月28日24點，共有98639張電子消費券被使用，總消費金額2660.14萬元，帶動消費金額1712.31萬元。

　　從目前實施的效果來看，消費券成功激發了民眾的購物欲望。“消費券本身是通過補貼方式來刺激消費、釋放消費需求。從以往經驗來看，消費補貼政策一般在短期內都會帶動消費增長出現新高。特別是在消費券重點支持的領域，短期內會出現消費快速增長的局面。因此，對于短期消費的拉動作用是比較明顯的。”中國貿促會研究院國際貿易研究部主任趙萍表示，為了應對疫情這種非正常因素對消費增長的干擾，的確需要出臺一些短期的刺激政策來促進消費增長，推動消費回補，從而使因疫情受到抑制的消費需求盡快釋放，加快消費實現恢復性增長。“但消費券更多的還是‘一次性’刺激，后續能否撬動經濟發展、助力經濟循環快速恢復才是關鍵。”

　　力求做到精準投放

　　科學用好消費券這個“杠桿”

　　“促進消費增長要把長期安排與短期措施 ? 相結合。”趙萍表示，長期安排應從消費制度、 ? 消費環境不斷完善的角度，建立更加完善的消 ? 費增長長效機制，而目前短期措施的消費回補 ? 也要做好。對于消費券措施的使用，中國人民 ? 大學教授鄭志剛表示，因為是財政出錢補貼，應力求做到精準投放。面向的對象必須仔細考量，要關注特定地區、特定行業、特定人群的切實需要，配合復工復產的具體進度，才能既把被抑制、被凍結的消費釋放出來，又不過度透支未來。

　　從行業看，要雪中送炭，激發潛力。“針對不同行業，哪里需要補哪里。哪些行業受到沖擊比較大，才向這些行業發放消費券，才能有效促進這些行業盡快恢復到正常消費水平。”趙萍說。以餐飲、文娛、旅游和實體商業超市等為代表的線下服務和零售消費，在疫情防控期間遭受較大沖擊。當前全國疫情防控形勢持續向好，在低風險地區針對不同行業開啟消費券的發放，有望振奮因疫情被冰凍的城市服務業。

　　從人群看，要靶向明確，扶弱濟貧。“消費券的發放不應過分強調普惠性。”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劉俏認為，消費券政策能發揮一定的民生保障作用，應考慮將較大比例定向發放給受疫情影響較大的中低收入和弱勢群體，這樣既可緩沖他們因收入下降導致的生活困境，也有利于穩定消費。也有專家認為，疫情下更應該關注民眾的心理健康，雖然消費券的補助并不能完全解決一些人的生活問題，但在心理上卻能給予他們溫暖與安慰，從而穩定民眾對未來的預期。需要注意的是，在操作層面要加強消費券的發放和使用管理，真正把好事辦好。

　　從地區看，要結合實際，量力而行。趙萍認為，消費券更適合選擇在經濟較為發達、財政收入較為充裕的地方發放。對于財政收入比較困難的地方，則不太適合使用發放消費券的方式，畢竟消費券資金來自財政收入，必須考慮到地方財政承受能力。“要不要跟進發放消費券，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各地財政收支情況。這就要求各地方政府審慎評估自身財政承受能力，根據當地經濟恢復的實際需要，研究制訂相關決策部署，能發放的要科學合理安排發放金額，不能發放的也不宜盲目跟風。”目前，消費券發放主要集中在南京、寧波等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從經濟發展看，這些地方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基礎比較好，財政收入相對寬裕，有能力發放消費券。

　　此外，發放消費券的工作，既要財政專項資金向消費提振工作給予一定傾斜，也要從體制機制上做好實施評估，建立完善政策效果的評價指標體系。對于消費券的發放，國家發展改革委就業收入分配和消費司司長哈增友表示，正在密切關注此事，并進行積極的跟蹤分析，地方出臺政策要考慮財政承受能力，也要讓市場主體和廣大人民群眾真正受益，真正把好事辦好。　(顧雨霏  綜合整理)

　　觀點

　　消費券是提振消費的及時雨

　　陳海權

　　2014年以來，消費已連續6年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第一拉動力。2019年最終消費支出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率為57.8%，消費正在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源泉。

　　當前，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和全球經濟動蕩相互影響，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加大，通過非常規的刺激消費政策拉動消費，推動經濟增長成為刻不容緩的選擇。統計數據顯示，2020年前2個月，全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下降20.5%。無論從短期看還是長遠來看，我們都需要盡快激活龐大的國內消費市場，有效擴大內需、促進消費回補，培育新消費業態，形成以國內市場為主要驅動力的經濟增長格局。

　　為了有效應對疫情對消費的影響，國內很多城市相繼出臺了鼓勵消費的政策措施，發放消費券就是其中一項重大舉措。消費券作為一種專用券和經濟政策的工具，在當前形勢下，是應對疫情、促進國內消費擴容提質的有力手段。發放消費券拉動消費，是在特殊條件下采取的特殊辦法。尤其是民間消費需求大幅衰退時，政府或者企業發放給市民消費券，通過增強民眾的購買力和消費欲望的方式振興消費，有利于加速經濟的復蘇和增長。

　　隨著國內疫情逐步得到控制，有針對性地實施消費券政策符合穩增長與保民生的需要。以消費券刺激消費，擴大有效消費需求，可以促進生產端的回暖，進而起到保障和穩定就業、增加居民收入的作用。此外，消費券符合消費擴容提質和培育新型消費的需要。消費券使用門檻較低，將有力提升廣大城鄉居民消費欲望，使人們能消費、愿消費、敢消費。特別是把被抑制、被凍結的合理消費潛力釋放出來，把在疫情防控中催生的新型消費、升級消費培育壯大起來，使實物消費和服務消費得到回補。

　　作為一種經濟政策手段，消費券利弊并存。消費券的發行中有一些問題需要注意。首先是公開、公正、透明。消費券的發行需要廣泛征求意見，嚴格規范發放程序，明確發放的對象和使用范圍。嚴格消費券發放的審批制度，對發放消費券的地方政府的財政狀況進行嚴格審查，對財政狀況良好、發券資金安全可靠的地方政府才允許發放。實行總量控制，防止各級地方政府一哄而上，使得各地消費券泛濫成災，危害地方財政運行，擾亂金融秩序。

　　其次，消費券的發放手段、渠道要有創新。在互聯網高度發達的今天，消費券的發放可以借助數字化的手段，通過電商平臺和App定向派發，可以結合新型消費培育，推動消費升級。消費券的發行要在供需兩側共同發力，充分協調市場兩端的關系。新型消費和升級消費市場的培育，需要供給側的質量提升和商業模式的創新，離不開現代流通服務業的發展支撐。在當前復工復產加快恢復的情況下，通過消費券的發放，引導消費和數字經濟融合，鼓勵新零售、在線教育、在線醫療等新業態和新模式發展，無疑將為經濟恢復和產業升級發揮重要作用。(作者系暨南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鏈接

　　消費券:刺激消費與社會救濟兼顧

　　所謂消費券，是指政府部門或企業在因經濟不景氣導致民眾消費能力大幅衰退時發放的一種專用券及支付憑證，期望借此來刺激消費，進而帶動經濟的復蘇。消費券通常都會有明確且較為短暫的使用期限，即規定時間內必須一次性消費完畢，逾期無效。按照購買對象的不同，消費券大體可分為購物消費券、旅游消費券、教育培訓消費券等。

　　以購物消費券為例，雖然功能與現金相似，但購物消費券只能用于購買商品，不能兌換成現金，并且適用商家也有一定范圍。從這個角度看，消費券對于特定領域的支持顯得更為精準直接，短期更容易見效，因而發放消費券便成了特殊時期促消費、擴內需、保增長的重要工具之一。

　　國人對于消費券的耳聞，大概可以追溯至2009年年初。彼時正值全球金融危機，我國不少對外貿易極其活躍的省份悉數受到沖擊，諸多中小型內外貿企業與出口加工企業接連倒閉，引發大面積失業，民眾消費信心受挫，內需疲軟。為了緩解金融危機帶來的負面影響，杭州、成都、廣州等地先后采用發放消費券的形式來刺激居民消費，其中既有政府發放的食品券、健康券、文化券，又有企業發放的家電券、購房券、旅游券。一時間，各種“券”滿天飛，無數人欣喜于這筆“意外之財”，紛紛拿去花銷，相關行業的頹勢因此得到扭轉，消費券亦成為當年早春時期的一大熱門話題。

　　其實，消費券并非我國首創。早在1933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時，為了刺激極度低迷的經濟態勢，德國政府就開創性地向市民每周發放小額的消費券，用于購買食物、衣服等日用品，政府甚至還強制企業用一部分消費券來代替員工工資的發放。隨后，美國在1939年推出了“食品券”，面向低收入者發放，后來還由此立法變成一項長期政策，有點類似我們現在的“低保”。此后，消費券更是在經濟蕭條時期屢次“現身”。典型如1999年的日本，在泡沫破滅、經濟低迷的大環境下，日本向15—65周歲的國民每人發放2萬日元的“地域振興券”。再后來，每逢經濟低迷，消費券就成了各國政府保障低收入群體生活或者實施更廣泛社會救助的備選舉措。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刺激消費之外，消費券還帶有一些社會救濟的味道，無論是德國、日本、美國還是我國的杭州、南京等城市，低收入人群與困難家庭幾乎都在發放對象之列，原因包括他們受經濟低迷的影響程度更大，生活狀況相對更為艱難。

　　消費券源遠流長的歷史，也側面佐證了其政策效果已被世界各國廣泛認可。